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精选(九篇)

　　第1篇：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范文

　　1.民间传统信仰传承下融合的民俗体育文化相同的节庆交流活动使得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体育交流活动，融入到了传统文化之中，并形成了以传统节庆为交流载体的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融合的传统体育文化。如中缅边境的多个民族都有祭祀青蛙女神的蚂拐节，节庆活动中的铜鼓舞就在我国壮族地区及东盟的越南、泰国、老挝、缅甸等多个国家都有流传。中越间利用歌圩的抛绣球、跳竹竿等体育交流，为青年男女创造了择偶机会，成就了不少跨国婚姻。此外，傣族的斗鸡活动中多国传统民俗相互交融，形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融合的斗鸡文化。云南普洱江城县每年的中、老、越三国丢包节，以传统体育丢包项目为主要内容，而且把丢包的活动内容扩展出了丢包投远、丢包负重等共七项竞赛项目，发展成为跨国性的传统体育节庆活动。中缅胞波狂欢节则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举办的传统民族节庆中影响较大的，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12届，不仅扩大了中国与东盟的交流与合作，更是加快了像瑞丽、畹町、姐告和缅甸木姐、南坎等边疆地区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我国多个民族与东盟的多个国家都属于同一民俗区域，有着相似的发展史形成了诸如上述中的蚂拐节、歌圩、泼水节等一系列节庆活动，民族传统体育强大的生命力正是依附在这类民族节庆得以存在，如在一些诸如宗教祭祀、婚丧嫁娶活动中也有体育活动表演，正是传统文化信仰下的节庆载体的存在，实现了中国与东盟国家民族传统体育的融合。

　　2.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下融合的赛事体育文化《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中国与东盟体育产业带来了无限的商机。体育产业在中国和东盟都属于新兴产业，不会存在很大的竞争，而且由于两地之间都多次承办国际大型比赛，社会成员对于体育比赛有着浓厚的兴趣。近年来，中国与东盟两地的体育产业交流与合作，凸显出在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发展发展推动下，融合发展体育文化产业的优势。例如，中国-东盟国际龙舟赛，经过近几年的发展赛事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东盟国家和地区纷纷前来报名参赛；中泰拳王争霸赛、中国-东盟武术邀请赛、太极拳表演赛等更是引得无数观众青睐，并在中国与东盟国家产生了一段时期的“功夫热”“泰拳热”；中国-东盟国际汽车拉力赛、|中国-东盟龙舟国际邀请赛等已经发展成为区域性的经典体育赛事。纵观这些年来，中国东盟国家间开发的体育的篮球赛、足球赛、围棋、象棋、体育舞蹈等系列体育赛事，不仅推动中国与东盟各国相互学习交流、涵化、融合，也通过合作取得了体育文化产业双赢与互利，体现了中国—东盟体育产业整体和多层次发展的前景。

　　3.国家对外文化交流下融合的大众体育文化随着中国与东盟体育赛事交流的不断开展，大众体育交流也逐渐兴起，以太极拳为主项的各类武术学习机构在东盟各国遍地开办，太极拳也成为东盟各国民众广泛参与的体育活动项目。陈氏太极拳第十二代嫡宗传人陈斌就认为在武术走出国门的过程中，东盟地区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2010年中国-东盟全民健身系列活动正式开启，也标志着中国-东盟大众体育交流呈现深入发展趋势。如在东盟国家盛行的藤球运动，随着两地体育交流也开始在我国群众中开展起来，并在我国多个省、市和地区建立了训练基地。藤球的健身娱乐功能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随着藤球的普及国内开设藤球项目的学校正在增加，相信今后必将会发展成为我国全面健身和学校体育的一项活动内容[6]。大众体育已成为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是外交关系中重要的文化交流载体，中国体育文化向世界的传播离不开东南亚这块跳板，东盟的传统体育文化也需要在中国传播来扩大影响力。

　　4.中国-东盟体育文化融合中存在的问题

　　（1）政府体育文化交流工作尴尬处境。中国与东盟体育文化交流并没有进行相关的规划设计，工作机制的缺失严重制约了社会和企业对体育交流产业的投入力度，影响了中国与东盟体育融合的发展。因此，建立起共同的体育管理机构是融合体育产业发展的关键，就是要明确政府工作职能要创新运作模式。

　　（2）区域联动与资源整合的双重欠缺。中国与东盟虽合作开发了一系列体育赛事，但远未达到世界知名品牌赛事的影响力，体育产业对中国-东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也极为有限，原因就在于没有整合资源，无法产生合力以形成区域性的整体优势。鉴于我国与东盟所拥有的体育资源具有同源性、相似性，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跨行政区域的资源整合，构建合理的体育文化品牌体系。

　　（3）体育文化融合存在人才短板。随着自贸区建设的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有了更多、更为专业的从事双边文化交流的人员，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随着中国与东盟体育事业交流的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体育产业发展对知识和科学的要求，急需大量有知识有能力的新型体育人才。从总体上看，由于缺乏专门的体育组织机构进行系统的教育与培训，体育交流人才的匮乏将严重阻碍中国与东盟体育文化交流发展。

　　（4）民俗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乏力。中国与东盟的诸多传统体育项目像壮族歌圩、抛绣球、抢花炮、赛龙舟、丢包，东南亚的铜鼓舞等传统体育，多依附于民俗活动而开展，长期以来这类体育活动的组织与开展，多依靠于民众对文化信仰的原始初动力，一旦信仰的力量出现消化，人们就减少了参与该体育活动的积极性[7]，而这类民俗体育体育团体与组织建设迟缓，使得我国与东盟的民间民俗传统体育交流和保护尚显不足。

　　二、中国与东盟体育文化融合发展的对策

　　1.共创中国-东盟体育文化交流管理与保障机构

　　（1）政府主导建立中国-东盟体育文化交流管理机制。首先，可以指导这一区域内体育交流事业的发展，强化与东盟体育文化交流的沟通与联系，加强对传统体育文化交流的组织领导。其次，可以使分散在两地的传统体育项目协会或体育组织能够集中形成一个综合的、系统的体育文化交流体系。再次，能够综合各部门、各团体进行互助与合作，达到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长效的中国与东盟国家体育文化交流管理机制，从体育文化交流的内容、层次与方式的确定到交流的组织、开展、评价、总结等环节都能进行规范地策划与控制，为确保中国与东盟体育文化交流有计划、有组织地顺利实施建立起保障体系规范体育文化交流工作。

　　（2）建立中国与东盟国家体育文化交流基金会，以促进两地体育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资金的来源一方面是政府的投入，要加大对体育文化交流的投入或设立专项奖励[8]。另一方面政府要引导社会参与，把社会投入结合起来筹集对中国与东盟国家体育文化交流所需要的资金。

　　（3）政府要大力培育发展民间体育社团组织。民间传统体育交流是中国与东盟体育文化交流的原动力，“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家之间的友好，归根结底是人民之间的友好，可充分发挥跨境民众的作用，他们能够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对促进地区体育文化交流合作的发展有特殊作用。因此，政府要积极扶持成立各类民间体育交流合作协会，加大对民间体育组织交往的支持力度。

　　2.共建中国-东盟体育文化资源与保护平台

　　（1）建设中国与东盟融合的体育资源数据库平台。通过创建体育数据库，可以及时反映中国与东盟体育合作的相关信息，为体育交流相关工作人员提供一个有效的信息平台。其次，数据库平台的建设要求，收集整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可利用该平台加强与社会、个人的信息互动，特别是对一些在普查的时候被遗漏的或濒危的传统体育项目资源，进行有效的保护工作。再次，建立起数据库后可以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体育信息机构进行链接，通过互联网络将中国和东盟的传统体育项目推广到世界上，促进与世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交流。

　　（2）创建体育文化保护的新模式。如，对一些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适宜民间生存的民俗体育项目应保留其原生态的生存空间；而对于能登“大雅之堂”的优秀民俗体育项目，应进行深度挖掘与整理，使之在保持地方民俗特色的同时，融入更多的时代特征以期满足现代社会需求；对于涉及具体物质的中国与东盟体育文化遗产的内容，要坚持保护与利用相结合，从而使功能单一的文化遗产变成连接地区关系的文化纽带。

　　（3）建立中国东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基地，实现两地体育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一是要启动基地科学研究工作，挖掘、整理、传承和推广东盟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东盟多数国家经济相对落后，严重制约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和传播，许多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濒临消亡的危机，因此中国东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基地可以改进、规范和推广东盟的民族传统体育；二是培养民族传统体育竞技、传承人才。中国东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基地的建立，可为少数民族地区储备民族体育人才，培养出能从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训练与体育文化研究的人才，如中国高校与东盟的国家联合培养体育硕士、博士研究生；三是促进民族地区体育产业的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建设。中国东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基地可充分依托旅游开发民族体育产业研究，创新体育旅游资源的内容，为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归属地经济发展提供体育文化产能。

　　3.共赢中国-东盟体育文化产业

　　（1）整合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体育自然资源，建立起区域性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格局。一是体育资源融合，如对广东、广西、云南三地与东盟体育自然资源的整合，可共同开发出滨海体育旅游、探险旅游、休闲体育旅游等项目。二是市场的融合，体育产业融合发展就应发挥资源集聚效应，打破国界限制，在更大区域内来思考谋划。例如，通过调整体育产业化的市场布局，既可以充分利用国内的民族体育资源，也可以利用东南亚的民族体育资源；既可以拓展国内市场，也可以进入东南亚的大市场，使得中国与东盟融合发展的体育文化产业更加国际化、规范化。

　　（2）创新多样的体育产业合作模式，积极营造双边合作的体育经济政策环境。一是政府可借助博览会把公益文化项目或具有市场开发前景的项目推向市场，按照市场运作的方式，加强与旅游、会展等行业的结合，开发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表演业与竞赛业，使之成为文化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出台相关政策给予扶持，为“企业走向体育文化、体育文化融入市场”创造一个市场环境，最广泛地发动社会力量投入到对东盟体育文化交流中，促进更多参与者进入和开辟中国与东盟的体育市场。

　　第2篇：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范文

　　关键词：华语电影；融合；汇流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电影本出一源，系同一民族文化母体衍生出的三支脉络，却在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中呈现出风格迥异的电影生态格局。这一独特的电影生态格局形成于冷战的历史背景下，又因应了三地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形成了同中有异的电影创作风貌。若从同的角度审视，三地的电影均源自上海电影传统，如果从异的方面来看，1949年后的三地电影在生产传播和美学经验上已形成较为明显的分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电影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已然昭示出未来华语电影互融、互汇的美学演进态势，并且在文化整合的层面上塑造着华语电影的“大中华”的形象。

　　一、“前融合时期”：华语电影的初步融合与合拍探索

　　上世纪80年代初至1997年，电影的融合与发展渐次展开，三地影业汇流的此一时段可称之为“前融合时期”。这一时期，内地、香港电影界开启了初步合作制片的尝试，香港电影工业体制和美学经验也开始影响内地电影，同时台湾电影也尝试以香港电影为中介，拉开了与内地电影融合的历史帷幕。

　　上世纪80年代，三地电影的融合主要表现为内地和香港浅层次的合作制片活动的展开。这一阶段，受政策因素的影响，香港、内地电影的互动交流较为有限，主要以香港制片方为主导，内地制片厂协拍并参与制作的合拍片形式进行初步的融合探索。80年代末，随着台湾电影管理政策的逐步调整，两岸电影界也开始了初步的交流与互动。自此，三地电影的发展与融合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大陆、台湾电影意识形态对抗的缓冲地带，香港影业曾较长时期作为三地影业合作交流的重要场域。1983年，香港新昆仑影业率先在内地拍摄了影片《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在两地观众中均产生了巨大反响。而张鑫炎执导的《少林寺》更成为那个时代观众心目中永恒的经典。之后，香港影人借各种方式来内地拍片日渐增多，且日益发展为常态模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香港、内地电影文化交流的持续深入，加之中外电影交流活动的日益增多，内地影人的眼界也得到了持续更新，表现为创作观念的积极转型。从那时开始，内地影人对电影的商品属性的认知开始深化。纵观90年代，香港、内地电影制片领域的合作、交流模式也开始了新的探索。随着1993年中国电影发行放映输出输入公司对电影制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废除，新的合拍模式被催生出来：香港影业投入资金，内地制片厂提供劳务设备和场地，但是影片发行后参与利润分成，这一新的合拍模式和之前的分配方式两种并存。《大话西游》和《东邪西毒》便是这一政策出台后的代表作品，两片的投资与主创人员均来自香港，内地的合作方负责提供拍摄场地和人力，两片在商业、艺术上的成就可谓是这一合拍模式成功运作的范例。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海峡两岸电影界的文化交流也渐进展开。1987年，台湾宣布“解严”。1989年，台湾通过《现阶段大众传播事业赴大陆地区采访、拍片、制作节目报备作业规定》，单向开放台湾大众传播人士进入大陆从事活动。自此，两岸电影界的合作交流也出现了较为活跃的局面。从90年代初期开始，台湾来大陆拍片的影人中代表性的导演有朱延平等人。朱延平是“解严”后最早赴大陆拍片的台湾导演，他的一部《傻龙出海》踏踏实实地迈出了两岸电影交流共进的第一步，该片也成为台湾真正意义上第一部赴大陆拍摄外景的电影。朱延平由此也成为两岸合拍片导演群体中的领军人物，其后更有多部合拍片在大陆拍摄。1990年，陈朱煌导演的《妈妈，再爱我一次》在大陆市场卖座火爆，大大激发了台湾影业对大陆市场的信心和兴趣，此后开始有更多的台湾影人纷纷赴大陆谋求合拍片的机会，并且日益衍生出“以大陆地区版权换取大陆方面劳务投资”的新合作模式。1990-1994年间，两岸合拍片中代表作品有《滚滚红尘》《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上海假期》《活着》《画魂》等。这一时期，两岸合拍片的一个显著特点表现为台湾投全资或台湾背景的香港公司投全资（或担当最大投资方）的合拍片居多，而导演或主演却往往聘请大陆的优秀人才参与。随着两岸电影界的交流的日益加深，资本、技术、影人各个层面也渐进趋向融合。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影业的发展与融合还衍生出台湾的资金、香港的技术、内地的人力和以大陆地区版权交换中方劳务投资的合作模式。对此，李天铎曾指出，“90年代台湾电影与香港、大陆的汇流，与其说是一种恋母式的对中原文化母体的回归与探触，倒不如说是在市场经济的压力下，企求生路的结果。”李天铎的观点对从产业操作层面透视三地电影的融合发展有重要的启示。可以说，在“前融合时期”，电影界在制片领域的合作、交流，既有力促进了三地电影各自的发展，又大力推动了三地电影渐进融合与汇流的态势，为三地电影业的深层次的融合、汇流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二、“中融合时期”：华语电影的交流共进与整合发展

　　1997年至2010年，电影业的融合发展进入第二阶段，称之为“中融合时期”。这一时期，三地电影业跨越了“前融合时期”浅层次的合作制片模式，渐趋迈入融合、汇流的新阶段。特别是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签署后，大批香港影人“北上”，两地电影在资金、人才和美学、文化等层面有了更深层次的融汇，从而开启了华语电影合作的新篇章。这一融合汇流的新态势，既表现为香港电影的商业美学经验对内地电影创作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即内地电影人在创作上更为重视观众的审美趣味的变化并大力推动了多元类型影片的摄制，又表现为海峡两岸电影界的合作交流的日益频繁及合作制片步伐的进一步加快。自此，影业的渐进融合、汇流的趋向也进一步加深。

　　CEPA签署之后，香港、内地电影在产业和美学两个层面的汇流进入新的阶段，两地创作资源的互动也进一步增多。这一时期，大批香港导演“北上”并主动融入到内地华语影片的创作中。香港影人的“北上”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资源，而且带来了商业电影的美学经验，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华语电影与国际主流电影接轨的步伐，另一方面也为内地华语片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并进一步推动了三地电影融合汇流的新发展。“北上”导演群体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徐克、吴宇森、陈可辛、尔东升等人。有着香港“新浪潮”旗手之称的徐克，较早融入到内地华语片的创作中。作为第一部“北上”合拍的华语片，《七剑》从容拉开了香港导演群体“北上”的帷幕。应该说，香港导演的“北上”，对于三地电影的融合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纵观香港导演“北上”后的作品，一方面不论是《七剑》《如果・爱》，抑或是《赤壁》等片多少都呈现出一种“水土不服”的症状：即影片品质无法与该导演的香港时期的作品比肩，商业上的回报也无法与内地导演的作品相比。少数像《赤壁》这样获得巨大经济效益的影片，导演吴宇森也几乎舍弃了自己标志性的“港片风格”。另一方面，香港本土电影也难以在大陆市场获得成功，这体现在影片上映档期的滞后，制度原因造成的陆港版本的不同等诸多方面。但总体而言，虽然香港电影人面对大陆市场的陌生环境一时难以适应，但是他们对于三地电影融合与汇流的前景仍然充满信心。

　　同一时期，台湾和大陆电影渐进融合的趋向也进一步加快。尽管此前两岸电影界的合作交流一直受到政策因素的影响，以致于很长时间以来台湾资金尚不能直接在大陆直接投拍电影。但随着两岸电影政策的调整，两岸电影业融合发展的进程开始加快，资本、技术与创作资源上的融汇交流也进一步深化。纵观这一时期两岸的合拍片，大陆不同电影机构作为第一投资方的影片制作占有重要的比重，而合作也不仅仅是在两岸老睥的大电影企业或公司间展开，新兴的电影公司尤其活跃并积极参与到合拍片的投资制作之中。在此阶段，两岸合拍片湾导演开始作为一个重要的创作群体亮相，其中除了王童、徐小明这样的资深导演，更有不少年轻导演崭露头角，如王毓雅、李云婵等，《空手道少女组》《基因决定我爱你》的合作摄制便是明证。不仅如此，此阶段两岸合拍片的类型和题材也进一步多元，既有李安的《色・戒》这样扬名国际的艺术电影，也有像《南京大屠杀》和《云水谣》这样具有主旋律色彩的电影，更有朱延平的《大灌篮》这样的商业类型影片。

　　三、“后融合时期”：华语电影的美学交汇与创新融合

　　2010年，大陆和台湾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ECFA）后，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电影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融合态势超越了此前的融合态势而进入“后融合时期”。此时期三地电影尤其海峡两岸电影的合作交流，不仅推动了华语影业深层次融合汇流的进程，也对未来华语电影美学品质的整体提升产生了较大影响。也是在此时期，三地电影制片汇流向更深层次迈进，创作资源的整合重组更为华语影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随着“北上”导演创作策略的调整，香港、内地电影的融合汇流进程进一步加深。“后融合时期”的华语片以全新的影像品质展现了两地电影深度融合后产业、美学层面的互融、互补态势，并有力昭示着未来新华语电影创新发展的多元可能。

　　作为“北上”导演群体中的重要代表人物，陈可辛近年来的创作成就尤引人注目。《中国合伙人》《亲爱的》两部影片的叙事策略，映现出陈可辛对于“后融合时期”华语电影创新发展策略的积极探索。《中国合伙人》的成功本源于陈可辛创作观念的更新变化，表现为对内地励志人生故事题材的敏锐捕捉及对内地观众审美文化心理的自觉迎合。在这部讲述1980年代中国青年创业传奇的影片中，陈可辛以流畅的影像语言，纯大陆的演员班底较好地实现了与大陆观众的审美对接。该片的中国气息使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内地观众倍感亲切和熟悉，影片故事主角们的传奇人生经历及创业奋斗历程更是感动了亿万观众，加之该片较小规模的商业投资，终于在商业上收获了巨大成功。《亲爱的》一片题材上更选取了真实动人的“寻子”故事，敏锐聚焦近年来大陆的社会热点，采用传统中国电影的“苦情戏”模式，又一次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重成功。

　　杜琪峰是“北上”导演群体中另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作为昔日香港影坛极具“作者”风格的类型片导演，杜琪峰“北上”后也积极调整创作策略，一方面重拾起早年的爱情喜剧类型，快手拍摄了颇受内地市场欢迎的爱情喜剧影片，如《单身男女》《高海拔之恋》即在内地收获了尚佳的票房业绩；另一方面，他还将自己原先擅长的类型片进行了去“港味”的美学革新。《毒战》一片成功将成熟的香港警匪类型片范式巧妙植入内地公安题材的缉毒故事中，从而在新华语片创作中延续了杜氏的“作者”风格印记，较好地实现了与内地观众的审美对接。该片在内地票房超过1.6亿元人民币，成为“后融合时期”华语电影合拍历程中获得票房、口碑成功的又一范例。

　　作为香港导演“北上”后的重要代表人物，陈可辛、杜琪峰的成功基于他们对内地市场与观众趣味的深度考察，其创作路径的革新探索为“后融合时期”华语影人创作策略的调整提供了有价值的范本参照。

　　ECFA签署后，台湾和大陆电影的合作交流由民间转为官方，开启了包括合作制片在内的全方位融合的强劲势头。自此，大陆和台湾影业的资源整合的态势也进一步加深。在“后融合时期”，内地、香港合拍片曾有力推动了台湾电影商业化的进程。2010年以来，内地、香港合拍片进入台湾市场后，开始将商业元素与类型意识注入台湾影业。从这一意义上审视，香港、内地合拍片有力地推动了台湾电影商业化的进程，也使台湾影片的商业元素开始彰显，并显现出由原先较为单一的文艺片向动作片、警匪片、爱情片等多元类型发展的新趋向，甚至出现了《赛德克・巴莱》这样既有较强商业性又兼具深度思想内涵的史诗性动作大片。由此观之，内地、香港合拍片对于台湾电影产业水平的整体攀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到2012年，台湾本土影片生产总量已达50部，其中《阵头》一片更以3.17亿新台币刷新了本土影片此前的票房纪录。

　　也是在“后融合时期”，海峡两岸的合拍片也开始增多。海峡两岸合拍片的探索从更深层面上彰显着华语影业的互融、互补、互汇的发展态势，并以美学上的深层交汇有力地推动着华语电影在类型创建、叙事策略、艺术品质等方面日趋多元的变化。如2012年，两岸电影公司联合出品的合拍片就有多部，《LOVE》《饮食男女2：好近又好远》《痞子英雄之全面开战》《新天生一对》《宝岛双雄》《台北飘雪》等片的出现即有力昭示着未来新华语电影深度融合时代的到来。

　　四、结论

　　第3篇：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范文

　　如今文化产业与金融隔水相望，若想让二者融合，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文化产品的资产化，资产化的前提是产权清晰；二是完善的业态环境，即大量的中介组织、经纪公司、行业的规章制度；三是流动性，只有高频次的流动，才能使文化产品的价值得以被发现、提升并得到实现。

　　文交所是文化金融发展的必然产物

　　如今文交所这个世界首创的模式在中国的发展也像坐过山车一样，一路高高低低的走过了近十年。

　　2009年6月15日，国家成立了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试点。2009年11月，深圳文化a权交易所成立。两个部级文交所试点单位的成立拉开了国内文交所的大幕。截至2016年，中国已经有119家文交所。

　　第一个吃螃蟹的是深圳文交所，推出了杨培江资产包，但受制于体制因素，市场推广影响力有限。紧随其后的天津文交所推出了份额化的白庚延艺术资产包，市场响应度极高，万人追捧，一卡难求。各地纷纷效仿，份额化一度成为文交所的热词。但由于受直接面对散户的交易方式、盘子过小、没有现金流支撑及缺乏退出机制等因素制约，份额化演变为价格的疯炒与暴跌。之后，国务院出台了38号文，叫停份额化拆分，并对全国文交所全面清理整顿，文交所也因此沉寂了三四年之久。

　　随后文交所业务分化为两个方向，一是退回传统的招拍挂模式，有的开始与拍卖公司抢业务；二是围绕38号文重新创新交易模式，以东方雍和国际版权交易中心为代表，推出了天然物权份额化的版画限量品种，给行业带来了启发与希望。

　　随之，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2017年1月9日在京召开。

　　2016年12月16日，证监会清整办发出一份风险提示函，提示了主要存在的三个问题：一是交易涉嫌违法违规；二是不适宜于实体经济；三是风险隐患巨大。

　　文交所的发展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理论探索期、发展期和爆发期，的确应该回头整理近十年来的成败利弊，重拾初心，整顿旗鼓，再度出发。

　　“流动性过剩和市场内在需求催生了交易所的爆发。”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认为：“归根到底是流动性过剩，做实业不容易赚钱，故而寻找投资出路。”

　　胡俞越表示，交易所成立的背后有着地方政府强烈的利益诉求。地方政府都从交易所入手，推动当地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交易所的设立可以形成聚集效应，不仅能吸引巨大的资金流，而且如果交易所做大，对相关的仓储、物流等行业都有益。

　　当然，除了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其他如企业的去库存压力，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资本需要，房地产、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互联网技术、区块链技术带来商业模式的颠覆性，改变并引发的金融资本新流向，都是文交所迅速发展的原因。文交所是文化金融融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有着极其广阔的成长空间。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文交所业态市场化自由发展这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博弈，博弈的目的就是要让文交所的业态发展走上一条康庄大道，踏踏实实地创造财富。

　　如何促进文化与金融融合

　　2015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2.7万亿元，GDP占比为3.97%，2016年占比已经超过4.1%。随着文化产业的壮大并日益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和宏观经济环境及金融环境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促进文化与金融的融合，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尊重文化的特性。对于投资人士而言，感受艺术，体验文化带来的慢节奏、走心的生活方式，才是走近文化的通路，才是设计金融交易模式的起点。

　　第二，传统文化的传承，比如非遗中少数民族的刺绣，并不仅仅是把它们收藏到博物馆里，而应该提炼出传统文化里面的文化元素和精髓，通过设计的转化，将之与现代时尚生活结合起来，在使用中传承下去。

　　第三，文化的价值在于传播，使用和传播的人越多，它的价值越大。从这个角度来说，文交所是一个极具影响力与公信力的宣传平台，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优秀的文化项目，然后在文交所的会员投资机构中推广，对文化项目的增值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文化的核心是版权，是创意在先，并靠传播形成品牌，是先有牌，后有品。比如，借鉴迪斯尼乐园的发展路径。文交所金融化的产品设计就要充分考虑文化产业的特性，其独特的价值链传递的规律，在保护以文化创意 版权为核心的基础上，设计出文化产品的金融交易模式。

　　第4篇：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范文

　　关键词法律文化 法治 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007-02

　　一、两岸法律文化的同根性

　　（一）法律文化的内涵

　　自从1969年劳伦斯·弗里德曼正式使用“法律文化”这个概念以来，法律文化便开始在社会流传开来。一般认为，法律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与法和法律现象有关的制度、意识和传统学说的总体。所以法律文化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包括国家政权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以及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及理论学说的复合有机体。

　　（二）两岸传统文化的同源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的繁衍生息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瑰丽灿烂的中华文化，它的历史源远流长，拥有博大精深和海纳百川的深刻内涵。这种优良的传统道德文化品质不仅造就了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史，而且对海峡两岸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wwW.133229.Com

　　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主要是由福建、广东移民开发的，随着移民不断移居台湾，中华文化也在台湾得以传播。对台湾文化的追根溯源，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台湾文化的源头在闽粤，在河洛，在辽阔的华夏大地。我们不仅看到两岸人民在语言文字、饮食起居、民间工艺等风格上十分一致，还发现两岸拥有着共同的风俗习惯、民间信仰，诸如敬天思想、祖先祭祀、宗教崇拜、婚丧礼俗、节日习俗。由此可见，台湾文化是建立在中原文化传播基础之上的一种地域文化，它的形成和发展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两岸文化同属中华文化，具有共同的文化根基。

　　（三）两岸法治思想的同一性

　　1．儒家法治思想对两岸法律文化的影响

　　儒家法治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三、两岸法律文化的融合

　　（一）两岸法律文化融合的途径和方式

　　当前两岸在经贸、文化等方面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经常性的沟通平台，而法律文化方面的交流合作却刚刚开始，这方面的交流对于促进两岸关系在各个领域的持续加强，推动海峡两岸的和平至关重要。

　　两岸法律文化融合的途径和方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开展：首先，由法学界的交流作为平台，加快法学交流的步伐，深入探讨并积极付诸行动的重要问题。其次，应当加强司法协作，特别是涉及民生与经贸等司法实务问题上的交流合作，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和协作，从而为两岸的民众往来和经贸发展提供更加有效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最后，应当多开展一些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法律文化互动交流活动，这样必将有力地推动两岸的法律交流和司法协作，开创两岸法律交流合作的新境界，擘画两岸法律交流合作的新前景，从而有力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二）两岸法律文化融合的意义与目标

　　海峡两岸法律文化的交流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两岸法律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这对于增进相互了解，加深彼此友谊，促进两岸和谐，推动和平发展，维护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随着两岸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的发展，涉及两岸的各种纠纷会日益增多。内地法院如何更好地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更好地维护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达到合作双赢的目的，是摆在各级法院和法官面前的重大课题。五十余年来，两岸法律文化各有所长，互有所需，双方差异性和互补性既是交流的基础，也是促进交流的动力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大陆丰富的传统与地方资源，为台湾所需；而台湾融汇近代西方思潮，所蕴涵的公平、效率、民主等可贵经验，也正是最大的特色。这些具体成果，经由双方接触交流，相互分享，撷取所长，将可丰富中华法律文化的内涵与精神，逐步达成文化整合的目的。

　　总之，中华法律文化是一个开放、多元、相容、和而不同的文化多样性的体系，不同的地域、历史传统和文化价值观形成不同的法律文化思想，要在相互理解和对话中，为中华文化的未来提供一种共同的“法律文化环境”的相互融合，在相互交流与发展中建构有整理

　　参考文献：

　　[1]l.friedman,“legalcultureandsocialdevelopment”,lawandsocietyreview,6(1969)．

　　[2]张文显．法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第5篇：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范文

　　关键词：农村流动人口；文化融入；过程

　　本文为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济南市流动人口文化融入研究》（项目号：JNSK16C35）阶段性成果。

　　农村流动人口逐步融入城市文化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要以职业和社会交往为基础，最终实现文化融入。通过职业，他们和城市连接并获得社会地位；通过交往，他们接触城市人群并了解城市文化；通过文化适应，他们形成城市生活方式，从而实现真正的文化融入。（如图1）但是，很多农村流动人口不一定能够实现这一过程，有可能会出现“一种介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状态，具体表现为各系统之间的不衔接、社会生活和行动层面的不融合。”[1]笔者通过偶遇抽样方法，选取了30名农村流动人口进行调查，样本性别分布为男性15名，女性15名；年龄分布为70后80后90后各10名。希望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来了解农村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文化过程的模式和困境。

　　1 职业获得与融入

　　笔者通过调查发现，93%的调查对象进入城市的目的是打工，职业获得是他们来到城市的主要原因。为了在城市中立足，职业是他们迈开的第一步，更为实现文化融入打下物质基础。但是他们学历较低，也缺乏技术，所以也面临着挑战，总体来看，这一过程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融入的过程模式

　　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职业融入过程一般分为职业期待、职业获得、职业改变三个过程。在进入城市之前，农村流动人口对自己在城市中的职业会有期待，调查发现，虽然他们非常向往“坐办公室”（73%）的白领生活，但是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服务业（60%）、加工业（27%）等作为职业期待，这也是受到学历和个人能力限制的结果。到达城市以后，调查对象的职业为服务业（66%）、手工业（27%）和建筑业（7%），这也基本符合他们的预期，所以不会出现心理上的过大落差。工作一段时间后，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的工作环境、节奏等越来越适应，并且其中有一些还有了一定的职业积累，这就会让他们用职业改变的方式来实现职业上升或实现职业期待。通过以上这些，农村流动人口习惯了城市的工作方式，实现职业融入。

　　2、职业融入困境

　　一是工作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体现在频繁的换工作当中。93%的调查对象都换过工作，而90后的流动人口基本上都已经换过三份以上的工作。这种工作上的不稳定既影响到他们的收入，更是他们融入城市工作环境的障碍。尤其是行业性的更换，更让他们之前的职业积累归于零。

　　二是年龄的限制。从前面的调查结果可知，农村流动人口大部分从事服务行业或者体力工作，年龄上的限制显而易见。笔者通过对三条商业街的观察，发现张贴的招聘启事基本都把年龄限制在25岁或28岁以下。另一方面，工厂也是喜欢那些便于管理的、体力和灵活度更高的25岁以下青年。调查中发现，除去个别有职业积累的，大部分70后调查对象都不希望换工作，因为重新就业，也就意味着他们的职业向下流动。

　　2 社会交往与融入

　　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有了工作，完成初步接触后，更困难的就是社会交往与融入。这一环节，使得他们了解和学习城市的生活方式，还可以让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产生更多互动，让他们能够找到归属感。

　　1、社会交往融入的过程模式

　　一般来说，农村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社会交往脉络分为三个部分：接触社交网络、进入社交网络和融入社交网络。在接触社交网络方面，从事服务业的流动人口有着职业的优势和方便，而在工厂工作的调查对象则向笔者表示：“大部分时间都在厂里，不认识本地人。”通过接触，他们了解到城市人的交往模式和性格习惯，通过个人适应，进入到城市社交网络当中。最终获得本地人的认可，实现融入社交网络。

　　2、社交融入困境

　　在社会交往这一方面，大部分的调查对象都表示比较困难（77%），认同感也比较低。首先是来自于城市的排斥。有37%的调查对象表示，本地人对他们的态度是不接纳的；更有57%的人表示，本地人从不会把他们介绍给其他城市朋友。其次，农村的交往规则与城市不同，更多地体现了一种乡土文化烙印。“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来源于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对一种行为的规范认知熟悉到不加思索的可靠性。”[2] 而城市中对于契约、隐私等的规则也是需要他们再一次的学习、适应。这些主观客观上的原因都造成了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交融入困境，这让他们退缩，形成了自己的“内部”交际网络。所以，最终很多农村流动人口并不是融入了城市的社交网络，而是融入到城市中的农村社会交际网络。

　　3 文化适应与融入

　　通过前述的职业与社会交往融入，为农村流动人口的文化适应提供了基础和准备，但是在文化方面，文化适应和文化融入两个环节上仍然出现了不少的问题。

　　1、文化适应。有73%的调查对象在进入城市前的心态都比较乐观，认为自己可以完全适应城市文化，但是经过城市中的一系列“烦心事”之后，这一指标下降到了33%。虽然外表和语言上的适应比较简单，尤其是女性，甚至达到了100%的自我认同，但是生活方式才是城市文化的内核。农村的生活节奏、宗族观念、男女地位等都与现代化的城市有着很大的差别。加之他们较低的社会地位，城市文化不愿意“屈尊降贵”的去理解他的亚文化，这都使得他们在对城市文化的理解、适应上出现问题。

　　2、文化融入。虽然也有33%的调查对象表示适应城市文化，但是适应不意味着融入，融入更能体现在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上。很多调查对象表示“我像个城里人一样”，但是没有一位以城市人自居，这其实表明了他们还没有在心理上认同和接受自己的城市人身份，这当然与前述的排斥与不适应有着莫大的联系。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

　　4 总结与建议

　　综上所述，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文化融入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人是否融入城市的最终标准，通过职业、社会交往、文化的适应与学习，才能真正实现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克服。

　　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个人价值，有利于他们的职业稳定性和职业上升。以社区为主导，举办相关活动或者开展小组，增加本地人了解、交往他们的途径，同时提高他们的自我认同感。

　　参考文献

　　第6篇：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范文

　　当前，自治区、兵团上下掀起向尤良英学习的热潮。尤良英先进典型事迹之所以如此“轰动”，深刻反映了当前新疆尤其是南疆人民群众对民族团结的渴望和珍爱。

　　尤良英因为招收拾花工结识了和田皮山县维吾尔族农民麦麦提图如普・穆萨克，在相处交流中，彼此建立起了信任，形成了姐弟般的情谊，并带动着周围群众“大众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传播着民族团结的正能量。

　　“尤良英现象”启示我们，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对推动兵地融合巩固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南疆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存在的主要问题]

　　说过，新疆的问题，最难最长远的是民族团结问题。新疆最大的群众工作就是民族团结。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本和基础，就是要抓好民族团结。兵团60多年的屯垦戍边史，其本质就是民族团结史，不同时期的实践证明，民族团结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的最大问题就是民心，民心相融相通，则团结无阻。当前，南疆反恐维稳形势严峻复杂，兵地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存在诸多困难需要破解。

　　一是“”的阻挠和宗教极端思想制造的壁垒和隔阂，造成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困难。“”为了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和目的，不择手段不遗余力破坏新疆民族团结，采取极端宗教思想渗透，甚至暴力恐吓，制造紧张氛围，阻止信教和非信教、民汉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二是语言障碍造成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困难。语言是人际交往间最基本的工具。南疆民汉语言不能互通，也是阻碍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因素。各族群众之间十分渴望交往交流交融，尤良英和麦麦提图如普・穆萨克两家人交往交流，相互学习“双语”，带动周围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三是各族群众交往交流的渠道还需拓宽。社会人际交往交流是需要渠道的，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诸如交通、产业发展、生活方式、市场开放体系等。南疆交通落后、市场体系不发达、产业发展单一等诸多因素也在客观上制约着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二、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对推动兵地融合巩固民族团结的作用]

　　2015年9月30日，接见尤良英时说：“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做民族团结工作重在交心，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尤良英感慨地说：“人与人‘交心’才能取得信任。”信任从何来？从大众生活化日常化的交往交流中来，只有步入了生活化日常化的交往交流，才能交融、交心，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是如此。尤良英现象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大众生活化日常化的交往交流在推动兵地融合巩固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推动文化交流认同。人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各种形态的文化，之所以形成不同的民族，本质是不同文化的类型。而不同类型的文化总在不断发展中共融，在共融中显现“独特”个性。因此，也可以说，人类的冲突本质是文化冲突，融合亦是文化的融合。融合的前提就是文化的认知和认同。中华民族是个古老的民族，所创造的文化灿烂多元，同根同源同脉，本质相融，不同民族间的文化认知认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推进族群间大众的交往交流交融，在交往交流中互相融合，共同发展，在认知认同的过程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兵团要发挥好稳定器、大熔炉和示范区作用，首先就是要扩大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打破各种“壁垒”，真正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用尤良英的话说，就是“你走到我心里来，我走到你心里去”，在“你来我往”的过程中，实现文化认同，实现现代文化引领，推动民族团结进步。

　　二是增强民族互信。在学习尤良英先进事迹中，我们不难发现尤良英和麦麦提图如普・穆萨克两家人，从开始的不信任、迷茫和忧虑，到后来的互相信任和尊重，这个过程恰恰就是在深入的交往交流中实现的。这也揭示出了一个规律，信任是团结的基础和前提，信任来自交往交流，信任会在交往中产生并不断加深，情感会在交流交融中建立、弥漫和成长。有了民族的互信，有了相惜相尊的感情基础，就会产生团结的动力，各族群众就能够“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成一团”，兵地融合就会畅通无阻。

　　三是促进民族包容。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可以实现包容和互补。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可以更深更广泛地推动各民族间的理解和包容，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兵地融合，从而推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推动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兵地融合巩固民族团结的途径]

　　当前形势下，推动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其途径必须从解决阻碍交往交流交融的三大问题入手，结合南疆实际，以“兵地一盘棋”为统领，多措并举，深入推动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一是坚决严厉打击“”，依法管理宗教。严防极端宗教思想渗透，严厉打击非法宗教活动，要兵地联手，深入开展“去极端化”，一方面加强反恐维稳力量建设，主动参与反恐维稳活动，另一方面强化现代文化引领，采取正信挤压、文化对冲、法制约束，三管齐下。一师、阿拉尔市党委多年来深入推进一系列的宣传教育活动，不断强化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扎实推进基层阵地建设“十个好”活动，常年坚持少数民族单位“五讲”活动，实施“13345”工程，规范职工队伍管理，久久为功，常抓不懈，弘扬兵团精神和三五九旅精神，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促进了师、市内外和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尤良英的行为也是长期受兵团精神和三五九旅精神教育的必然结果。

　　二是要深化“双语”教育培训。积极提倡“双语”学习，消除交往交流交融的障碍。推进“双语”学习，要从娃娃抓起。一师、阿拉尔市全面推进民汉合校，截至2015年9月，实现师、市所有中小学实行民汉合校。要加大推进党员干部“双语”培训力度，同时有计划地实施就业“双语”培训计划，推动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三是搭建交往交流交融平台。在党和政府有计划地开展兵地共建交流活动的同时，大力发展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活动。诸如开办特色文化节、举办民间文化活动、建设巴扎市场、拓展劳动力市场鼓励就业等。一师、阿拉尔市多年坚持深入推进的“四个一起”（民汉一起学习、生活、维稳、致富）活动，不断巩固和扩大嵌入式融合式的社会发展模式，开展民汉帮扶结对，真正促进了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有效推动了各族群众的思想融合、感情融合、文化融合和生活融合，形成了大事小事多商量，有事没事常来往的良好局面。

　　第7篇：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范文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交流；交往；交融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8-000-01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以及国家的各类政策，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以下简称民族生）离开家乡求学生活。由于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差异，部分民族生难以适应开放多元的大学生活，离不开“同乡圈子”，局限于小团体内部，缺乏交流、交往、交融的途径和平台，不利于自身的成长成才。

　　一、民族生交流、交往、交融现状

　　出于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客观原因，民汉之间的隔阂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民族大团结关系着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华民族交融和国家统一。在这种背景下，让民族生走上舞台展示自己，让汉族学生欣赏民族生、了解民族生、接纳民族生，探索构建相互嵌入的高校管理模式模式，促进民汉学生之间交流、交往、交心、交融，是做好高校民族生管理工作的基础，也是重要手段。

　　当前，大学阶段学生民族团结交流、交往、交融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能够基本满足青少年德育教育以及民族团结教育的需求，但是，也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各学校发展不平衡，部分高校只重视智育，主抓第一课堂，忽视对德育的重视。学校领导对民族生管理工作不够重视，认识不到位，没有将民族团结教育贯穿于整个学校学生管理过程之中，缺乏相应的机制和保障措施，活动浮在表面，流于形式。二是民族生管理的各项工作分散、不成体系，无法形成联动机制。目前，民族团结教育形式较为单一，仅限于演讲、座谈、报告会等形式，且参与面不够广泛。三是少部分民族生的文化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容易受到民族分裂分子的蒙蔽和蛊惑。近几年，加紧向教育领域渗透，与我们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争夺阵地、争夺青少年一代。

　　二、民族生交流、交往、交融途径

　　开拓民族生交流、交往、交融途径，搭建民汉学生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提升民族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实现民族文化共享、弘扬、传承，切实维护校园稳定、丰富校园文化的前提，是践行教育强国伟大理念，培养政治坚定、知识全面、综合素质过硬的少数民族骨干的重要途径，对丰富学生培养路径、发展学生培养模式、探索学生培养体系、研究学生培养成效具有重要影响。

　　（一）鼓励民族生展示与宣讲本民族语言、服饰、饮食、风土人情，以互知为基础，提高民族生的自信，帮助民族生尽快融入学校。民族生极其渴望将本民族的文化、特点、习俗以及家乡的风土人情展示给其他民族的同学，以求消解认识误区、打破以往成见，与其他民族同学和谐共处。而汉族学生对于丰富多彩、神秘诱人的少数民族文化、特点、习俗以及其家乡的风土人情充满好奇，有了解的热忱与兴趣。在这样一个心理共识之下，为少数民族同学和汉族学生搭建桥梁，为各民族学生建立友谊提供一个机会和平台，同时成为建立同伴关系、提升交往能力的心理契机。

　　（二）建立普通生与民族生的朋辈互信计划，建立一种互相信任、团结友爱、富有凝聚力的合作伙伴关系。鼓励民族生走出自己的小圈子真正融入到学校的文化氛围之中，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训练一批熟悉本民族风土人情、有一定文化素养、爱国爱校、友好亲和的民族生；吸引招募一批对少数民族文化怀有浓厚兴趣的普通生，使之认识和了解少数民族文化与风土人情。通过训练与合作，提高对不同区域不同民族间文化差异的认识，形成兼容并包的气度，达成互谅互惠的关系。

　　（三）巩固普通生与民族生的朋辈互助计划，提高民族生的学习能力，提升民族生专业素养，帮助民族生处理学业困难问题。形成朋辈互助机制，建立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互助模式，为民族生招募学业上的导师。利用结对关系，培养多方面深层次的综合素养。

　　（四）着力培养民族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能力。民族学生多数来自遥远的西部地区，往往一年甚至数年才回一次家，来自家庭的关怀少，社会支持系统薄弱。通过各类培训，旨在激发和培养民族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能力，加强对民族生群体的关怀，同时提供他们一个展示自我、熟悉校园、认识社会的机会。

　　三、建议和思考

　　交往是形式，在学校与院系两个层面，需要将民族团结交流、交往、交融工作当作一项根本性、基础性的工作，紧紧围绕民族团结和学生交融总目标，立足实际、务实创新，充分发挥学工部门、共青团在民族团结交流、交往、交融中的特殊作用，最大限度地组织学生、教育学生、引导学生。

　　交流是内容，各类民族团结教育活动，要着重加强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教育，抵御西方敌对势力日益增强的思想和文化渗透，帮助青少年塑造遵纪守法意识、民族团结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在此过程中，既重视基本理论的宣传灌输，也注重教育时机的把握。以各类政治会议为背景、突发事件为契机、节日庆典为平台，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的教育活动，增强少数民族学生对于理论政策的理解和全方位的理想信念教育。

　　第8篇：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范文

　　一、是语言还是文化？有援藏教师反映，与藏族学生交流存在语言困难，学生汉语能力欠缺。

　　教师认为讲得很好很生动，学生却无动于衷，不仅交流效果不佳，教师也很有挫败感。

　　有援藏教师统计发现，学生汉语能力差的，理科成绩也差，反之亦然。但是，西藏双语教学已基本普及到学前教育，对于一名高中生而言，用汉语进行日常交流，应该不成问题。那么，这种交流困难到底是语言还是文化？

　　人际沟通有语言、文化、情感三个层次。藏族孩子的汉语词汇量一般不如援藏教师，而后者一般不会藏语，不能借用藏语词汇来辅助教学，这就属于语言沟通障碍。援藏教师对藏地生活、文化知之甚少，很难引用藏地事物辅助教学，而交流中所说所指的内地事物，藏族学生又不熟悉，这就属于文化沟通障碍。由于缺乏共通的生活经历、文化基础乃至宗教信仰，情感上难免也存在距离。总体而言，文化隔阂是主要的。

　　教育是爱的事业，应该可以超越语言或文化的障碍。一方面，学校应进一步加大双语教学力度，努力提升学生的汉语言听说读写能力。另一方面，应面向援藏教师开展藏语基础、藏文化、藏历史培训，使其更多更快地了解藏地语言文化，融入藏地生活，培养深厚的民族情感。

　　教学方法上，应注意用藏族孩子身边的事情、熟悉的东西教育引导孩子，通过教学资源的本土化取得课堂教学的有效化。比如，讲分类，白牦牛、黑牦牛就是很好的例子。

　　与学生交流的最佳方式就是多接触。援藏教师只身在藏，有时间有条件也应该与学生全天候相处，尽可能多地了解孩子们的生活学习状况以及感想、困惑。此外，援藏教师还应创造机会开展必要的家访活动，形成家校教育合力。

　　二、是亲还是严？有援藏教师反映，课堂上学生很容易打瞌睡，藏族教师也反映，在课堂上，开始学生只是小心地低头打瞌睡，或者讲小话；

　　如果教师不严不管，学生就会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或者大声喧哗、来回走动；如果教师还不管不严，学生就会随意进出教室，逃课便成为常事。

　　管好课堂纪律，援藏教师必须直面困境。如何管？对学生是亲还是严？度如何把握？这是一个普遍的教育难题。与学生打成一片，很亲近，容易全面了解学生，但学生容易嬉皮笑脸，学习时不严肃不认真。有援藏教师说，与学生走近了，学生就不听话不好管。

　　处处注意为师尊严，不苟言笑，教师上课有威信，但课堂气氛容易沉闷，而学生不愿意同老师交流，这就难以全面了解学生，更难以开展有效教学。

　　亲与严应该有机结合、见机行事。该亲的时候亲，该严的时候严。当然，亲不是无原则地和稀泥，不是无规矩地放任自流；严也不是不容挑战、不可超越的权威，更不是无法靠近的金菩萨。亲就是要让学生感到，老师与学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老师是学生学习进步的帮手和引路人；严就是要让学生知道，学校是有纪律的，教学是有规律的，进步是要付出辛劳和努力的。

　　三、是基础差还是方法笨？与内地学生相比，与国家考试大纲要求相比，这里的学生基础确实要差些。

　　但孩子们并不这样认为，因为身边的同学都是这样。援藏教师自己是否存在问题，比如没有根据教学对象的变化而及时调整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客观上，是否存在教学方法笨的问题？

　　有位英语教师责怪数学教师，因为上英语课时学生都在做数学题。数学本是藏族孩子最畏难、最不喜欢的课程。为什么会这样？那位数学教师告诉我，“没有诀窍，要说方法，就是让学生学数学有成就感。”

　　“关键是找出哪些知识点学生能够掌握、容易掌握，再对照每位学生，看他是否掌握，然后有针对性地反复进行辅导、练习，直到掌握为止。”实际上就是要因材施教。为此，教师要在“材”和“教”方面花费大量心血。

　　西藏学生理科基础薄弱，使用全国教材，参加全国统考，要完成教学大纲要求，难度确实很大。部分援藏教师为了确保学生能够接受，主动改编教材和习题，简化概念引入，分解知识点，强化习题练习，从而达到稳步提高的目的，并以此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信心和成就感，引导他们务实学、扎实学。这些尝试和努力值得点赞。

　　想办法、出主意，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引导学生一天一天地进步，这才是我们援藏教师的责任所系、教育援藏的意义所在。

　　四、是快还是慢？交流交融是对口援藏的重要宗旨，教育援藏也是如此。

　　首批组团式援藏教师进藏已一年，他们与本地教师融合得怎么样？受援学校关心援藏教师，生活、后勤很给力，为促进融合想了很多办法。有的开展结对互助活动，有的启动青蓝工程，并留下了很多感人事迹，融合深入而快速。

　　同时，也有援藏教师感慨，他们与本地教师除了集体备课、听课、评课及集体教研活动外，彼此好像生活在不同的时空，接触交流极少。也有本地教师直言相告，援藏教师教学能力强，教研水平高，但教学效果不佳，学生管理尤欠，本地教师受益有限。深度融合尚有距离，融合进度尚需加快。

　　融合离不开必要的现实条件。受援学校应将“两个融合”作为重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逐步推进，特别是工青妇等群团组织要发挥作用。学校还应建设、提供必要的交流融合场所，比如教师吧、援藏家园。

　　第9篇：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范文

　　关键词：物流；产业外部融合；路径

　　中图分类号：F253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ach industry has a higher demand for logistics services. The external amalgamation of logistics industry can satisfy the different logistics services needs of various industries still more.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we define the logistics industrial amalgamation 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external amalgamation of logistics industry. We analyze the basis of logistics industry's external amalgamation from the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angle, and further research,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 of logistics industry's external amalgamation. Based on it, we find the path of the external amalgamation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Key words: logistics; industry external amalgamation; path

　　1物流产业融合概念

　　1.1产业融合定义

　　产业融合起源于数字技术的出现而导致的信息行业之间的相互交叉。狭义上的产业融合是为了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广义上的产业融合是指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行业通过相互交叉、相互渗透逐渐融为一体，形成新产业属性或新型产业形态的动态发展过程[1]。

　　1.2物流产业融合的内涵

　　物流业是新兴产业，它的出现正处于我国产业发展产业调整的新阶段。物流业的产生本身就是产业融合的结果。现代物流业是新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而产生的一个新的产业，它包含交通运输、仓储、流通加工等传统的产业，同时，它通过信息技术、网络系统等先进的技术把传统的交通运输业、仓储业、流通加工业等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服务产业。这也是目前学者们对物流业产业融合的普遍认识，本文将其定义为物流产业的内部融合。目前，已有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针对物流产业内部融合开展的，如邢华（2008）、江平（2004）、白雪洁（2005）等分别研究了物流业内部产业融合的趋势、方式等内容[2-4]。

　　然而，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各个行业对物流服务的需求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因此需要物流服务行业不断的通过市场的细分与定位，逐步形成与各个产业紧密结合的，专门为某个产业服务的专业化物流系统。这是在物流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市场需要而产生的产业外部融合的发展趋势，通过专业化的服务，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满足各个产业对物流服务的差别化需求。此即本文提出的物流业产业融合的第二层含义，也是物流业未来创新发展的趋势——物流业与其他产业的外部融合。

　　2物流业外部融合的基础

　　产业融合往往发生在产业边界和交叉处，改变了原有产业产品的特征和市场需求，使得企业之间竞争合作关系发生改变，从而导致产业界限的模糊化甚至产业界限重划。亚当·斯密指出：分工使得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马克思也在《资本论》中继承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协作的意义。物流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同样发生在物流业与各个产业的边界和交叉处，是分工基础上的协作，物流业与其他产业发生外部融合是与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相一致的。

　　2.1服务型经济的发展

　　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在西方国家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制造业的比重在逐渐降低，与此同时，服务部门蓬勃发展，全球经济正在进入服务经济时代。

　　服务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第三产业的总量的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服务业内涵的延展，随着经济与科技的不断发展，许多新兴的服务行业被创造出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丁俊发，在2007年7月深圳国际物流博览会物流主题论坛上，提出了第二产业的“第三产业化”概念，指出第二产业的“第三产业化”就是改变制造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商业运作模式，把企业非核心竞争力的活动全部或大部分外包，做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第二产业的“第三产业化”本身就是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融合。本文认为，随着服务经济的发展，不仅第二产业需要“第三产业化”，第一产业同样需要“第三产业化”。最终消费者在获得产品的基础上，享受更好的服务，同时，也推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更好的发展。

　　2.2分工深化与协作加强

　　分工与协作是对立统一的，有分工就有协作，分工越是发展，生产专业化程度越高，协作也就越加密切。分工协作的产生和发展，可以使生产资料得到更好的利用和节约，促进生产力诸因素得到更有效的结合，在短时期内完成某种工作，降低单位产品的劳动消耗，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现代物流的发展是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产物，物流的分工与协作的演进正是分工深化与协作加强的结果，是人们为降低专业化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和获取由分工产生的报酬递增的一种表现形式。

　　2.3公共平台的建设

　　物流公共平台的建设包括运输网络的建设和物流信息平台的建设。运输网络包括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各种运输网络的建设，建设一个结构合理、四通八达的现代化综合运输体系是物流产业提高运作效率的基础。物流信息平台的建设则能为物流企业获取各种信息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

　　3物流业外部产业融合的动因分析

　　物流业产生外部融合的趋势，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相关产业出现产业之间的融合一样，既有物流产业内部的特性及发展的原因，也受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